黄帝陵

　　黄帝轩辕氏为中华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1]，其与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等所开创的一统基业绵延至今已历五千余年，而自古以来多方享祭。其祭祀礼仪于古多载于典籍，于今则见诸媒体报道。综而论之，可明了其发展演变之迹。
　　一
　　先秦时期，黄帝已载于“礼典”。《国语·鲁语上》载鲁大夫展禽言：“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韦昭注：“贾侍中云：有虞氏，舜后，在夏、殷为二王后，故有郊、禘、宗、祖之礼也。昭谓：此上四者，谓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圆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黄帝，颛顼之后，故禘黄帝而祖颛顼，舜受禅于尧，故郊尧。《礼·祭法》：有虞氏郊喾而宗尧。与此异者，舜在时则宗尧，舜崩而子孙宗舜，故郊尧也。”又注：“虞、夏俱贫帝、颛顼之后，故禘祖之礼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亲亲，故郊鲧也。”可知以黄帝配天而祭之礼原始于虞舜，其行礼之所在都城之南圜丘，而主祭者当即为虞舜。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嫘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后昌意传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历七世至虞舜，自穷蝉以下皆微为庶人，故虞舜“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2]至夏代，“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而有虞氏为帝舜之后，仍于国都沿行以黄帝配天而祭之礼，唯将“郊喾而宗尧”改为“郊尧而宗舜”。至商代，“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3]而有虞氏与夏后氏为前二代帝王之后，则可于各自国都沿行以黄帝配天而祭之礼。至周代，“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4]而封商王帝乙之子微子于宋，封夏禹之后东楼公于杞，封虞舜之后妫满(陈胡公)于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子产言：“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此宋、杞、陈三国国君当均可于各自国都行祭天之礼，而杞、陈二国当仍依旧制以黄帝配祭。周惠王五年(前672)，陈厉公之子陈完奔齐，后为田氏。周安王十六年(前386)，田和取代姜氏而有齐国。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士者不乏焉。”[5]此田氏齐国当沿用原陈国礼制，于国都行以黄帝配天而祭之礼。
　　秦汉以后，有关祭祀黄帝的活动及礼仪的记载多明确而具体。《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即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汉书·武帝纪》亦裁：“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两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施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子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而据《汉书·地理志下》载，上郡阳周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则其周阳当为阳周之误。《史记·项羽本纪》载陈余致章邯书言：“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竞斩阳周。”其所在当临于直道。汉武帝此次致祭桥山黄帝冢，有众将士相随，场面当十分壮观。而后“释兵须如”即遣散士卒。同年四月，汉武帝东至泰山行封禅礼，又东巡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名山而封禅焉。”[6]《史记·蒙恬列传》亦载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此次司马迁随从汉武帝至泰山行封禅礼[7]，后“历北边”，“自直道归”，当与上次汉武帝“北巡朔方”，“归甘泉”，同行一条道路。如此，桥山黄帝冢当为司马迁所亲见。而《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崩，葬桥山。”当具体方位明确。又，《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代汉称皇帝，于始建国元年(9)，“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位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胡王于淮阳陈、敬王于齐临淄、愍王于城阳莒、伯王于济南东平陵、孺王于魏郡元城，使者四时致祠。其庙当作者，以天下初定，且袷祭于明堂太庙。”在此期间，桥山黄帝冢当加以整修，于冢前建有祠祭坛台等。据，《汉书·元后传》所记，王莽自谓黄帝之后，经虞舜、陈胡公、田敬仲完(陈完)传至齐王田建，为秦所灭；后项羽起，封田建之孙田安为济北王；至汉兴，田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帝、景帝间，王安孙王遂居济南东平陵，王遂子王贺徙居魏郡元城，王贺生王禁，王禁生元后及王莽父王曼，王曼早死，追封为新都侯。故王莽代汉后有此举。
　　《汉书·王莽传》又载王莽言：“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宗庙。其立祖庙五、亲庙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地皇元年(20)，王莽下书曰：“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府帑空虚，百姓匮乏，宗庙未修，且袷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裁行视，亲举筑三下。……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作者，骆驿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是月，大雨六十余日。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九庙：一曰黄帝初祖庙、二曰帝虞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凡五庙不堕云；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戚祢昭庙、九曰新都显王戚祢穆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琱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地皇三年，“九庙盖构成，纳神主。莽谒见，大驾乘六马，以五彩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华盖车，元戎十乘在前。”今在汉长安城址南枣园村和阎庄一带发观多组汉代建筑群遗址。其东部“大土门”建筑遗址中央下为圆形夯土台，东西长206米、南北长205米；上为圆形夯土台，直径长62米；最上为亚字形建筑，东西长42.4米、南北长42米；中心为方形，东西长17.4米、南北长16.8米。即文献中所言“太室”，四面各有对称的前堂、后室。四面筑有围墙，边长235米，正中各设一门，四角有曲尺形配房。外有圆形水沟环绕，东西长368米、南北长349米，沟深l.8米、宽1.8—2米。砖砌沟壁。水沟外与围墙四门相对处又各围一近长方形小水沟，北边小水沟与其北河渠相通。水沟与围墙四门相对处原架有石桥。发掘者推断其为汉明堂辟雍所在。其以西一组建筑群由12座建筑遗址构成，每座建筑形制基本相同。其中1l座在北，分为三排，北排四座、中排三座、南排四座，外围墙各每边长270—280米，四面中部设门，中心建筑平面略呈方形，边长55米。此11座建筑之外围有大墙，东垣长1635米、南垣长1490米、西垣长1660米、北垣长1415米，南、北两面各设四门，东、西两面各设三门，共设14门。另一座建筑位于大围墙南10米，其外围墙每边长280米，四面中部设门，中心建筑平面亦略呈方形，边长101.4米(扣去周围散水部分为95.4米)。发掘者推断其当为王莽“九庙”所在，南面单立大庙即黄帝太祖初庙，北面大围墙内11座庙中南排四座依照穆之序属帝舜、陈胡王、齐敬王、济北愍王，南排四座依昭穆之序属济南伯王、元城孺王、阳平顷王、新都显王，而中排三座当为帝喾祖庙、田和昭庙、田建穆庙。其以西曹家堡遗址外围墙南北长600米、东西长570米；中部偏南有内围墙，边长273米，四面正中设门；中心未发现建筑遗迹。其建筑形式、用料均与东部12座建筑相同，发掘者推断当属王莽新立社稷所在[8]。比照有关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唯所发现宗庙有12座，与所记“九庙”不合。或所谓“九庙”，乃指建成后“纳神主”者，即南面单立大庙纳黄帝神主，北面大围墙内南排四座纳帝舜、陈胡王、齐敬王、济北愍王神主，为不毁之庙，意在表明王莽承传有绪；后面七座庙似当用为供奉王氏直系祖宗，故中排三座不当为帝喾、田和、田建(且其世次均在济北愍王田安之前)，而居中者当拟纳田安(王安)之子神主(王氏直系始祖)，因尚未追封，暂虚庙以待之；左、右当分别纳济南伯王王遂、元城孺王王贺神主；北排中间两座当分别纳阳平顷王王禁、新都显王王曼神主；外边两座当为王莽本人及皇太子王临所立，亦虚庙以待之。然无论如何，其南面单立大庙为黄帝庙已不可置疑。此为迄今所知最早的黄帝庙实例。其当遵于古制，可比照相关文献予以复原。今在陕西黄陵县等地重修黄帝庙若参考或仿建，无疑会增添其古色古韵。
　　另有学者以为此12座建筑当为王莽篡汉前为汉帝兴建的祧庙，而王莽“九庙”应在汉长安城东13里轵道以南某处[9]，实属误解。据《汉书·郊祀志》及《王莽传》所记，汉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起明堂辟雍。五年，“袷祭明堂”，即合祭汉高祖以下诸帝于明堂。又奏言：“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末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此即王莽所言：“予前在摄时，建郊官、定祧庙、立社稷。”王莽代汉前，曾“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王莽代汉后，“以汉高祖为文祖庙”，下令“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然不久有立国将军孙建奏“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即得以允许。可知并无为西汉12帝重立宗庙之事。而今传本《水经注·渭水》载：“渭水又东迳长安城北。……南出东头第一门本名覆盎门，王莽更名永清门、长茂亭。其南有下杜城。应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门，又曰端门。北对长乐宫。第二门本名安门，亦曰鼎路门，王莽更名光礼门、显乐亭。北对武库。第三门本名平门，又曰便门，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一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渭水)又东合泬水，亦曰漕渠。又东迳长安县南，东迳明堂南，旧引水为辟雍处，在鼎路门东南七里。其制上圆下方，九宫十二堂。四嚮五室。堂北三百步有灵台，是汉平帝元始四年立。渠南有汉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罢雍五畤，始祀皇天上帝于长安南郊。应劭曰：天郊在长安南。即此也。……(渭水)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霸水又北会两川。又北，故渠右出焉。霸水又北迳王莽九庙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征天下工匠，坏撤西苑建章诸宫馆十余所，取材瓦以起九庙。算及吏民，以义入钱谷，助成九庙。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带高增下，功费数百巨万，卒死者万数。霸水又北迳枳道。在长安县东十三里。王莽九庙在其南。汉世有白蛾群飞，自东都门过枳道。”所述王莽九庙临近霸水及枳道，与《汉书》所记在长安城南、明堂之西及今考古发现听见明显不合，当有窜误。其“迳王莽九庙南”至“卒死者万数”，当接于漕渠“又东迳长安县南”之下，下接“东迳明堂南”。而“王莽九庙在其南”句，当接于汉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三门即平门“一曰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之后。如此，其霸水一段原文当做“霸水又北会两川。又北，故渠右出焉。霸水又北迳枳道。在长安县东三里。汉世有白蛾群飞，自东都门过枳道。”而“霸水又北”四字为误抄者所加，“王莽九庙在其南”则当为误抄者据窜文臆想所移。根据今考古发掘所见黄帝庙等遗迹正可校订《水经注》原文。唯其所记明堂之北灵台、明堂之南圜丘尚未发现。
　　二
　　唐宋以后，有关祭祀黄帝的礼仪渐至完备。《唐会要》卷二十二载：“天宝六岁正月十一日。敕三皇五帝，创物重范，永言殷祀，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黄帝，以风后、力牧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其三皇庙立于国都长安城内，礼属中祀。至宋代，因尊黄帝为圣祖，于国都开封城内营建景灵宫，供奉黄帝及宋代历朝皇帝神位，需在位皇帝亲祭，属大祀，《政和五礼新仪》载有皇帝亲祠前期朝献景灵宫仪及皇帝朝献景灵宫仪。元代诏定郡县通祀三皇，大都城明照坊内即建有三皇庙。原以医官行礼，后又改造中书省臣代祀。《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载：“初，三皇庙岁祀，以医官行礼。(元顺帝至正)九年，御史台以江西湖东道廉访使文殊纳言：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请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中书付礼部集礼官定议以闻，制可。于是命太常定仪式，工部范祭器，江浙行省制雅乐器。复命太常博士定乐曲名，翰林国史院撰乐章十有六曲。明年，祭器、乐器俱备，以医籍(百四十有八户)充庙户，礼乐生御药院大使卢享素习音律，受命教乐工(四十有二人)，各执其技。以九月九日岁祀，宣微供礼馔，光禄供内酝，太府供金帛，广源库供芗炬，大兴府尹供牺牲制币粢盛殽核。中书奏拟三献官，以决定诸执事，并以清望充。前一日，内降御香，三献官以下公服，备大乐、仪仗迎香，置开天殿，退习祭仪毕，就庙斋宿，京朝文武百司与祭官如之。翰林词臣具视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明初定国都南京，洪武六年(1373)始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供奉三皇五帝及历代开基创业之君。次年庙成，太祖朱元璋亲临致祭。洪武二十一年，因火灾庙毁，改建历代帝王庙于鸡鸣山之阳，“又定以每岁春附祭历代帝王于郊坛，秋祭于本庙。”《大明会典》卷九十一载：“洪武二十六年定遣祭仪。”其祝文为“皇帝谨遣具官某致祭于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至明成祖迁都北京，历代帝王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礼。嘉靖九年(1530)，罢历代帝王南郊从祀，再建历代帝王庙于京师城西阜成门内。嘉靖十一年庙成，定亲祭仪，明世宗亲临致祭。“嗣后岁以春秋仲月，太常寺先期奏请遣大臣一员行礼，四员分献。凡祭于陵寝之岁，则停秋祭。”[10]清代相沿。遵康熙皇帝旨意：“除无道被杀、亡国之外，应尽入庙崇祀。”[11]其享祭者为三皇、五帝、夏十四王、商二十六王、周三十二王、汉十九帝、晋七帝、宋三帝、齐一帝、陈二帝、魏八帝、唐十六帝、后唐一帝、后周一帝、宋十四帝、辽六帝、金六帝、元十一帝、明十三帝。《大清通礼》卷九《庙飨历代帝王之礼》载：”岁春秋仲月诹古，遣官将事。特行崇典，皇帝亲诣行礼。”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皆曾亲临致祭。此外，明清时期皇宫内还建有传心殿与先医庙。其传心殿内供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武王、先圣周公，先师孔子，以遵道统，每年春秋经筵开讲前一日，或皇帝亲祭，或遣官代祭。其先医庙内供奉伏羲、神农、黄帝，以勾芒、祝融、风后、力牧配，以历代名医从祀，每年仲春、仲冬上甲日遣礼部堂上官行礼，太医院堂上官二员分献。
　　桥山黄帝冢祭祀亦重兴于唐代。《唐会要》卷二十二载，唐代宗大历五年(770)，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飨祭，列于祀典。”诏从之。《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五亦载：坊州中部县，“本汉翟道县地，属左冯翊。《汉书》渠搜，中部都尉理所。魏晋戎翟所居，后秦姚兴于今理南十八里置中部郡，后魏太武帝改为中部县，文帝大统九年县移理杏城，后兼立郡。隋开皇九年避庙讳改为内部，大业三年罢鄜州，为上郡县，自杏城移于今理，仍属上郡。武德二年复于此立州。……桥山，按《山海经》云：其山下水流通，故曰桥山。又《史记》云黄帝葬于其山。今陵冢尚在。大历七年置庙。开宝二年敕修庙祭祀。在州西二里。”其坊州即在今陕西黄陵县址(中部县附郭，宋金相沿，元省坊州而以中部县属鄜州，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改中部县为黄陵县)，因辖区内有轩辕黄帝陵阙[12]，故奏请于州城立黄帝庙，与汉宣帝时立黄帝祠于上郡郡治鄜施县同例[13]。其庙立于坊州城北门外桥山西麓[14]。近年来在此一带发现一处唐代建筑遗迹，出土有唐代灰砖、瓷片等，发掘者推测很可能即为唐代坊州黄帝庙所在[15]。此后来桥山黄帝冢祭祀当多行礼于此坊州黄帝庙。至宋开宝五年(972)移建黄帝庙于今址。《政和五礼新仪》载有《坊州朝献圣祖仪》，属大祀。金代亦祭轩辕黄帝于坊州[16]。元代郡县通祀三皇。今庙内所存泰定二年(1325)护庙碑记：“本县东古迹保生宫轩辕黄帝殿宇一处，并北山桥陵一所，定今异代，每年春秋官降钱数……”其春秋二祭，由官府降钱置备祭品，当行礼于此庙。
　　明代开国之初即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后又制礼，“岁祭用春秋仲月朔(器用笾豆各八、登一、鉶二、盙簋各一、俎一、爵三、尊篚一，牲用太牢)，于是遣使诣各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俾所在有司守之。既而命有司岁时修茸，置陵户二人守视。又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又命帝王陵庙所在官司，以春秋仲月上旬，择日致祭。”[17]据庙内存碑及有关记载可知，其受遣主祭官，洪武四年为中书管勾(依元代官制，中书省管勾属正八品，明初当沿之)甘某、洪武二十九年为左长史(正五品，秦王所遣)茅廷口、永乐十二年为延安通判(正六品)刘骥、宣德元年为应城伯(视一品)孙杰、景泰元年为工科给事中(正七品)霍荣、天顺六年为延安府知府(正四品)王谨、正德元年为鸿胪寺丞(从六品)张昱、正德十一年为延安府同知(正五品)刘口、嘉靖十年为延安府通判梁知让、嘉靖三十一年为延安府知府周建邦、嘉靖三十五年为户部左侍郎(正三品)邹守愚、隆庆四年为延安府知府郭文和、万历元年为尚宝司少卿(从五品)石星、万历二十八年为延安府知府徐安、天启元年为锦衣卫加正一品俸都指挥使侯昌国等。另有陪祀官、参祭者，见于刊刻者十数人至五十余人不等。祭文御制，言皇帝造某官某致祭。
　　清代相沿。《大清通礼》卷九载：“直省所在历代帝王陵寝，逢朝廷有大庆典，遣官分诣致祭。”受遣者为文职二品以下、四品以上堂官，香帛由太常寺移取，祭文由翰林院撰拟，祭品由地方官筹备，用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盙簋各二、笾豆各十。“直省所在帝王陵寝，岁春秋仲月，守土正官一人致祭，执事以礼生。祭日，用羊一、豕一，余陈设及行礼仪注与庆典遣官礼同。”据庙内存碑及有关记载可知，其庆典遣官主祭者，康熙二十一年为工部右侍郎(正三品)加一级苏拜、康熙二十七年为鸿胪寺卿(正四品)刘楷、康熙三十五年为都察院协理院事右佥都御使(四品)常继圣、康熙四十二年为大理寺少卿(正四品)莫音代、康熙四十八年为户部右侍郎(从二品)加二级张世爵、康熙五十二年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三品)蔡升元、康熙五十八年为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从六品)吴孝登、雍正六年为通政司右通政(正三品)钱垲、雍正二年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江珠、雍正十三年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鲁国华、乾隆二年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从四品)世臣、乾隆十四年为太常寺少卿钟衡、乾隆十七年为太常寺少卿涂逢震、乾隆二十年为太常寺卿(正三品)熊学鹏、乾隆二十五年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赫庆、乾隆三十七年为宗人府府丞(正三品)李友棠、乾隆四十一年为内阁学士(正三品)唐古泰、乾隆四十五年为内阁学士钱载、乾隆五十年为内阁学士胡高望、乾隆五十五年为内阁学士依兰泰、嘉庆元年为陕西副都统(正二品)花向阿、嘉庆五年为户部右侍郎(从二品)周兴岱、嘉庆二十四年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和桂、道光元年为陕西西安副督统(正二品)哈兴阿、道光九年为西安副都统福桑阿、道光十六年为陕西榆绥镇总兵官郭维昌、道光二十六年为西安左翼副都统甘露、道光三十年为陕西西安右翼副都统常春等。陪祭者多为鄜州及洛川、中部、宜君等县官吏，祭文言皇帝遣某宫某致祭。与明代相比，受遣官员级别有所上升。
　　三
　　民国以来，祭祀黄帝的活动主要在桥山黄帝陵举行，相关媒体多有报道。中华民国元年(1912)三月，孙中山派代表15人前来致祭[18]，亲撰祭文言：“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至民国二十四年，将每年清明日定为民族扫墓节。据《西京日报》等报道，民国二十四年恭祭黄陵典礼主祭官为中央代表张继、邵元冲及邓家彦，祭文分别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谨推委员张继、邵元冲代表致祭”，“国民政府敬派委员邓家彦代表致祭”，另有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等陪祭，祭文称“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谨推代表邵力子、郭英夫、冯钦哉、雷宝华、李志刚、宋志先等致祭。”其仪式为上香、献爵、献花、恭读祭文、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鸣炮等。参加者达五千余人。民国二十五年主祭官为邵力子，祭文称“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敬祀。”民国二十六年主祭官为张继、孙蔚如，另有广西国内考察团张任民、陕北代表林祖涵等陪祭。祭文分别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驰抵陵寝代表致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谨以香醴庶馐代表敬祭于桥陵”，“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谨以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桥陵”，“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19]。民国二十七年主祭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特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民国二十八年主祭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委员张继、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有陕甘宁边区代表团陪祭，祭文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谨率民众代长黄文骅(八路军)、白振邦(边区商界)、艾思奇(边区文化界)、毛齐华(边区抗敌后援会)、何思敬、张琴秋(边区妇女界)等致祭于我祖轩辕黄帝之陵”[20]。民国二十九年主祭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委员行营主任程潜，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民国三十年主祭官为彭昭贤等，祭文称中国国民党“遣委员蒋鼎文并派彭昭贤代表谨以香花清酒敬祭于轩辕黄帝之灵”，“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代员委员兼秘书长彭昭贤代表敬祀于桥陵”。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主祭官均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晋陕监察使王陆一，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民国三十三年主祭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委员兼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国民政府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民国三十四年清明节，原拟派祝绍周代表中央及国府前来致祭。因遇大雨，改由第三区专员余正东代为谒祭。民国三十五年主祭官不明。民国三十六年“中央国府代表主祀官田炯锦”身份不明。民国三十七年，黄陵县归属陕甘宁边区。清明节致祭，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陵代表刘景范、赵寿山、甘泗淇为主祭人。祭文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西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赵寿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谨代表边区各界同胞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以香花酒醴之仪祭于我轩辕黄帝之陵前”[21]。同时在西安省府大楼北端举行遥祭黄陵大典，由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主祭。民国三十八年清明节来此主祭者为边区代表教育厅厅长贺连城[22]。同时在西安省府大楼北端举行遥祭。祭文称“代总统李宗仁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董剑代表敬祀于桥陵”，而董剑因公留京，改由省府秘书长蒋忍坚代为主祭官[23]。此一时期在黄帝陵举行祭祀活动大体上遵循民国二十四年仪式，参加人数多在千人上下，无超过民国二十四年人数者。主祭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委派(其中民国二十六年标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民国三十八年标明代总统李宗仁)，或为中央要员，或为陕西省长官，均级别较高。其民国二十四年另有陕西省各界人士陪祭，民国二十六年另有广西李宗仁与白崇禧、陕北毛泽东与朱德派代表陪祭，民国二十八年另有陕甘宁代表陪祭等。而民国三十七年、三十八年由陕甘宁边区代表主持祭祀活动，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5年清明节首次举行祭扫轩辕黄帝陵墓即公祭活动。据《陕西日报》等报道，主祭人为陕西省副省长成伯仁，陪祭人有中国人民政治协会议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高桂滋、秘书长李连璧等，参加者一千三百多人。祭文称“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成伯仁等用鲜花醴果之仪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敬以虔诚的致祭”。而后清明节公祭典礼主祭人，1956年为陕西省副省长韩兆鄂，1957年、1958年为副省长杨玉亭，1959年、1960年为副省长孙蔚如，1961年为副省长任谦，1962年为副省长时逸之，1963年为陕西省代理省长李启明，大体遵循1955年仪式、规格，参加人数后增至三千人左右。1964年以后公祭活动停止。至1980年清明节重新恢复，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汉武主祭，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谈维煦、省政协副主席刘聚奎等陪祭，知名人士、台湾籍同胞等两千余人参加，祭文称：“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陕西省人民政府、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延安行政公署、黄陵县革命委员会以及省地县各界代表隆重集会于黄帝之陵，虔诚肃穆，以祭以扫，并备鲜花雅乐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而后，1981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主祭，1982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汉武主祭，1983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毅忱主祭，仪式、规格略同于1980年。1983年有香港旅游团和港澳工人参观团等参加，人数增至三千多人。1984年山陕西省省长李庆伟主祭，中央顾问委员会张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熊应栋、省政协副主席胡景儒等陪祭。1985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恭主祭，祭文中致祭者增加“海外华侨”。1986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承华主祭，祭文中致祭者增加“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参加者达六千余人。1987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璧主祭。1988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国忠主祭。参加者一万余人。1989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明海主祭。1990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明主祭。1991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高陵云主祭，参加者达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专程回大陆祭扫黄帝陵的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祭谒黄帝代表团、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祭祖团、台湾知名人士祭祖团、海外同胞祭祖团、香港同胞祭祖团等。1992年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钟恭主祭，陪祭人有中顾委常委萧克、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等。1993年由陕西省省长白清才主祭，陪祭者有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湖北省政府、辽宁省政府、山东省政府、山西省政府负责人，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代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等，祭文改称“陕西各界代表，国家有关部门，部分省、市(区)的代表，台湾、香港、澳门同胞、海外侨胞、华裔谨以清醴鲜花之奠敬祭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1994年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主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陕西省省长白清才、省政协主席周雅光，中央有关部门代表王照华、庄炎林、万绍芬、周干峙、李赣骝，陕西各界代表，山西、江苏、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台、港、澳同胞代表，海外侨胞等参加。祭文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李瑞环，中共有关部门代表，陕西各界代表，部分省、市、自治区代表，台、港、澳同胞代表，海外侨胞代表，聚首桥山，以至诚肃敬之心，鲜花苹藻之供，缅怀始祖，致祭于轩辕黄帝之陵。”1995年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主祭，有吴阶平、洪学智及中央有关部门代表，12个省、市、区政府代表、香港瑞兰公司董事长姚金良等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等参加，人数超过两万。祭文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吴阶平副委员长、全国政协洪学智副主席，中央有关部门代表，部分省、市、区代表，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代表，陕西省各界代表谨以时馐鲜花、清醴雅乐敬祭于我中华元祖轩辕黄帝之陵”。1996年由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主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等参加，人数万余。公祭典礼由李铁映宣布开始，李铁映、万国权分别代表国务院、全国政协向轩辕黄帝陵敬献花篮，各方面代表敬献花篮，程安东恭读祭文。祭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万国权，中央有关部门代表，陕西省各界代表，部分省、市、自治区代表，台、港、澳同胞代表，海外华侨代表，心怀至诚，聚首桥山，谨以鲜花雅乐素果敬祭于始轩辕黄帝之陵”。1997年由省长程安东主祭，有国务委员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青海省委书记田成平、甘肃省省长孙英、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等参加，宋健代表国务院、王兆国代表全国政协、张文彬代表中央国家有关部委、孙英代表西北五省区党政联席会等敬献花篮。祭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宋健、中国人民政协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兆国，中央有关部门代表，部分省、市、自治区代表，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华裔代表，与陕西省各界代表，发诚敬之心，依恋之情，敬备鲜花雅乐，恭祭我中华民祖始祖轩辕黄帝之陵”。1998年、1999年、2000年均由省长程安东主祭，参加者1998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1999年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2000年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等。其仪式、规格略同于1996年，参加者亦为万余人。此一时期祭祝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格逐步提高，其1955年至1962年主祭人为陕西省副省长，1963年主祭人为陕西省代理省长，1980年至1992年主祭人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主祭人为陕西省省长，1996年主祭人为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5年主祭人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6年至2000年主祭人为省长。自1992年以来陆续有中央领导参加，然均以个人名义，似未体现国家行为。
　　纵观历代黄帝祭祀礼仪，于国都庙坛祭祀，或为帝王亲祭，或遣官致祭；而于桥山黄帝冢(庙)祭祀，则除汉武帝曾亲临致祭外，均为遣官致祭。有鉴于此，为与传统礼仪接轨、体现为国家行为，是否可以考虑今后清明节黄帝陵公祭典礼主祭人改由国家主席委派，或为中央要员，或为陕西省长官，祭文中出现国家主席遣某官某字样；而陪祭者可为各方人士，有特别需要，陪祭人亦可代表其某一方面宣读祭文。其祭祀活动的规模似不宜过大，一般年份参加人数在一千人上下即可；遇有重大庆典，可增至五千人。
　　祭祀的功效在于体现传统历史体系。据《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中华大地自神农、黄帝之世归为一统，形成中华共同体。后经虞、夏、商、周、秦、汉世代承传，中华共同体得以巩固和连续发展；而与之相应，亦有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等传统历史体系确定，唐宋以来皆遵循于此。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历代帝王世袭承传有序。时至今日，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理应毫不动摇地维护这一传统历史体系，为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而搞好黄帝陵公祭活动，尽心守望这黄帝陵园。
　　注 释：
　　[1]《说文解字》云：“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段玉裁注：“始王天下，是大君也，故号之曰皇。”表明自汉代以来传统的看法一直是着眼于政治即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如此，则不存在各历史时期在中国领域内所存少数民族是否与炎帝，黄帝属同一血缘的问题。中华大地在三皇之世已呈现一统之势(近世某些学者以为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实则秦统一六国只是三皇时代归为一统之后数次统一行动中之一次)，形成中华共同体。所谓中华文明，应该是指中华共同体形成之后所呈现的文明形态。近世某些学者根据考古新发现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推前至三皇时代以前，似不确，而将其视为中华共同体形成之前所出现的区域文明当更合于历史实际。
　　[2][3][4]《礼记·祭法》。
　　[5]《史记·陈杞世家》。
　　[6]《史记·封禅书》。
　　[7]参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9]王恩田：《“王莽九庙”再议》，《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10]《大明会典》卷九十一。
　　[11]《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三。
　　[12]《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索隐》云：“《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正义》曰：“《括地志》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案：阳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所记略同。《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四载：宁州真宁县，“桥山，一名子午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冢在桥山上。”具罗川即真宁县，在今甘肃正宁县境，东与坊州(今黄陵县)毗连，子午山即桥山位于交界地带，而黄帝冢所在当偏向于坊州。
　　[13]参见《汉书·宣帝纪》。《地理志下》亦载上郡膚施县“有五龙山、帝原水、黄帝祠四所。”
　　[14]明刘仕撰《黄帝庙除免税粮记》云：“黄帝庙旧址，在此城外桥山之西麓，然地势甚隘，弗便于尊崇，乃移于桥山之东，则保生宫火烬之余基也。”消杨素蕴撰《重修轩辕黄帝庙碑》记：“旧庙坊州城北门外，宋乃徙城东耶。”
　　[15]《黄陵县发现唐代轩辕庙遗址》，《陕西日报》1999年12月12日第l版。
　　[16]参见《金史·礼志八》。
　　[17]《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五。
　　[18]据新编《黄陵县志》第二章《黄帝陵》，西文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
　　[19]据《新中华报》1937年4月6日第3版《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
　　[20]据《新中华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十日第3版《公祭黄帝陵》。
　　[21]据《群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日第1版《刘副主席赵副司令员甘主任代表西北各界隆重祭谒黄帝陵》。
　　[22]《群众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九日第1版《清明节隆重祭谒黄陵》。
　　[23]参见曲英杰主编《炎黄汇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